有些人因此想訓練自己對於乳糖的耐受性，透過漸進式的增加牛奶飲用量來讓乳糖酶增加。

至於其他物品曾經存在過的事實，則是經常只留有文獻紀錄，但考古學與文獻證據都極為零碎殘缺。我不把本書中的討論侷限於物品的原始環境，而是在許多案例中都會把那些物品的故事帶到當下，檢視各種非常不一樣的關係——包括物品與修護員、策展者、學者、收藏者、掠奪者以及其他人物的糾葛。

在物品和它們接觸到的文化——包括製作物品、運送物品、接收物品、使用物品、販賣物品以及丟棄物品的文化——所進行的互動中，我們可以對於那些時期的那些文化獲得新觀點。一個容器可能讓不同人一致認知為是飲用的器具，但有些人可能視之為喝酒的杯子，有些人則視之為喝水的杯子。一件物品一旦脫離其原始情境——也就是在物品當初被創造的空間與時間之外——可能就不會再引發其創造者原本屬意的那種敘事。此處挑選的物品背後都有複雜的故事，而本書的目標即是在於對此提出「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將每一件物品放在其所屬的時間與地點做出仔細分析。本書試圖採取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作法，大部分的章節都聚焦於單一物品，但也藉著檢視其他相關物品——包括人在內——以思索那件物品的情境。

在這些故事當中，物品並非中立而且毫無變化：它們不但會改變，也會引發改變。學術機構越來越認可這種作法，尤其是在現代史中。人殉，尤其是人祭，就被視為商代是「奴隸制社會」的鐵證。

這種骨骸很難還原，甚至連要算清楚有幾具都很難，幾乎只能依靠頭骨來計算，無法將一具具屍骸拼湊完整。中國人是「人」，不是中國人的就是「夷」、「狄」、「犬戎」。對商人來說，「人」最重要的定義是有祖先，也就是有鬼，有鬼在後面幫助人，替人撐腰。但羌不是，羌和動物一樣，可以為商人所用，也經常被獵捕來為商人所用。

商人相信，若是和人方或鬼方打仗，除了現實中的爭戰，在祖先居住的鬼域中，商人的祖先也和人方、鬼方的祖先爭鬥著。周人用動物來命名這些他們眼中「不是人」的人。

墓坑中，人殉骨骸通常保留完整，數量也不會太多。從生物的角度看，我們檢查那些骨骸，是人骨。在商人的祭儀中，恐怕不是這樣區分的。至於人祭，那是一個人死後為了讓他能上路，在葬禮上以人作為祭拜的犧牲。

商人和人方、鬼方、共方打仗，如果抓住了敵人，那是俘虜，可能變成奴隸。換句話說，在商人的世界分類架構中，人方、鬼方屬於人的範圍，羌卻屬於動物的範疇。過去羌就是羌，都是和動物、獸類並列，「羌五」、「羌五十」是制式的表達方式。商代對「人」的定義：有祖先撐腰 我們可以從甲骨文試著還原這個現象。

我們現在無從得知這些人是誰，也許是墓主的妻妾或童僕一類的人。所以叫「人方」的是人，叫「鬼方」的也是人，人和鬼是在一起的，人方、鬼方表示他們背後都有祖先，和商人是一樣的。

數量多的一般就是人祭，一堆骨骸雜亂放著，幾十具甚至上百具都有。但若是羌等幾個特別的族，他們的族人是經常被商人刻意獵捕的，捕來就以對待動物的方式待之。

人方、鬼方、共方，那是明確的異族部落，有時聯盟，有時衝突，彼此間是人的關係。文：楊照 商代的人祭與視「羌」為獸 商人最早發展了和大型動物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一事實顯然也影響了他們對於「人」，以及什麼是「人」的看法。重點不在於外表的模樣，而在於商人的文化認定。但從甲骨文來看，我們有理由懷疑這樣的分法。人殉指的是和墓主有特殊關係，對墓主有特殊意義的人，在墓主死後一起被埋進去，等於是陪伴他去另一個世界。這裡關係到商人對待動物的基本態度。

「人方」之所以如此得名，可能就是因為人方與商有過共同的祖先，是商人的分支，在稱呼上保留了彼此共同起源的記憶。後期的甲骨文，尤其是祖甲改革後的甲骨文中，我們看到了曖昧、變動的跡象。

小屯殷墟出土的墓葬坑中，依據甲骨學家胡厚宣的統計，扣除能夠辨認的墓主屍骨之外，一共出土了三千六百具其他骨骸。要打贏現實的戰鬥，就得確保鬼域裡的商人祖先比敵人的祖先更強、更有力。

然而，對待「羌」以及其他幾個今天無法傳寫為現代中文的民族，甲骨文的用字卻是「獵」，行動前的卜禮內容也是「卜獵」。周人的傳統後來更進一步內化在中國傳統裡，是以人和動物的分界來抬高自我地位、凸顯自我中心。

從甲骨文來看，早期最常被用在人祭上的是「羌」。而甲骨文中，我們不會看到商人以動物的名稱來醜化他們的敵人和對手除了P圖，也有不少人喜歡用貼紙濾鏡，把自己的臉轉變成得意動物、或者加上閃亮特效等等。去年香港政府推出智能燈柱的時候，曾經引起不少市民對個人私隱的擔憂。

一個人臉識別數據庫假如有越多不同性別、年齡、種族、膚色的人臉圖像，則越容易提升它的演算法準確程度。中國去年就有傳媒報道，在互聯網平台有人公然兜售「人臉數據集」，5,000多張的人臉照片，僅售十元人民幣[2]。

作為用戶，最低限度，你應該設定其他人必須得到你的同意才可以在他們上載的照片上標籤你。例如他們發現很多中間偏左的傳統女性選民，其實都傾向保守派，對她們來講，傳統價值比政治理念和對個別參選人的支持更為重要。

所以，每當我們上載和朋友聚會的照片，Facebook所建議的人臉照片標籤，都差不多百分百準確無誤。在非商業用途方面，利用大數據達到政治目的的例子，在世界各地也屢見不鮮，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例子莫過於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在社交媒體收集到的個人資料數據以影響選民的投票意欲的案例[4]。

外在的監控，我們或許不能完全避免。社交媒體的照片標籤、心理測驗和「老臉挑戰」 除了修圖軟件，假如你對人臉識別技術有憂慮，也應該盡量減少使用社交媒體的照片標籤（Tag）功能。這些個人資料數據，在市場上有價有市。每隔一段時間在社交平台，都會出現一些令普羅大眾趨之若鶩的小遊戲。

和一班朋友用濾鏡軟件拍照，一起變身白兔、綿羊，笑聲不絕，的確是開心的。假如你身為家長，最少可以考慮減少上載自己孩子的照片（以及一時意氣在社交媒體上因為孩子所發的牢騷），因為每一點一滴，都會成為孩子的數碼足印，足以影響其他人對他的觀感，甚至日後求學和就業的機會。

後來，因為「劍橋分析」被揭發透過在Facebook上推出一款免費心理測驗，在未經用戶許可的情況下盜用超過五千萬用戶的個人資料，甚至被質疑透過盜取得來的個人資料數據左右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8][9]，備受各方質疑，Facebook在2018年就凍結了超過400個有問題的類似應用程式[10]。這類型的服務，的確給希望留個美好回憶的運動員帶來了方便。

而包含姓名、身分證照片、銀行咭，手機號碼的人臉照片，則只需四元人民幣一份[3]。[11]她舉例說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劍橋分析為了要左右選民支持特朗普，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以大數據和心理分析找到不同的選民族群，繼而給他們投放度身訂造的選舉廣告，影響他們的投票取向。